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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兩國對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評判的演變

來源:石家莊刑事律師   網址:http://caifu79143.cn/   時間:2016-11-17 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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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司法精神病學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誕生和演變與法學的主旋律始終保持一緻。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問題是司法精神病學的主要構成部分,英國1843年的麥克.納頓條例是專門就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問題的法律規定,它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的相關立法都産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美國最近20多年處理違法精神病人的法律改革對現代諸國的司法精神病學完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研究英美兩個國家這一方面的司法精神病學的曆史和現狀對推動我國司法精神病學的進步意義重大。

  【關鍵詞】精神病人 刑事責任能力 評判原則 變化

  司法精神病學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誕生和演變與法學的主旋律始終保持一緻。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問題是司法精神病學的主要内容。英國1843年的麥克·納頓條例(M’Naghten rule)是專門就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能力問題的法律規定,它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的相關立法都産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美國最近20多年處理違法精神病人的法律改革對現代諸國的司法精神病學完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研究英美兩個國家這一方面的司法精神病學的曆史和現狀對推動我國司法精神病學的進步意義重大。

  英 國

  一、精神病人的辨認能力

  在13世紀前,英國的普通法不問一個人的内心想法如何,隻要他有違法行為就要接受法庭審判。直到亨利二世,首席法官布雷克頓(de Bracton)才首次提到審案時要考慮作案人的心理因素。在羅馬的宗教法庭,教士将道德上的罪惡作為可罰性的一個必備要素,在那個時代,将過錯之人的罪過描述為邪惡的意圖或犯意。

  宗教法規中的“精神因素”是一個需要證實和确認的焦點問題,細緻的分析判斷傷害的意願從時間上至少要追溯至《查士丁尼法典的法律彙編》(公元535年)。布雷克頓(de Bracton)把這一點引入了普通法中,他認為精神要素與犯罪行為對于構成刑事責任同等重要,他的解釋是:“除非有傷害的意志,否則不能判其有罪……對于其過錯,我們在乎的是意志非結果。”根據意志來定義人的行為,接着是刑事責任。選用邪惡(evil)來揭示邪惡的意志,布雷克頓(de Bracton)的理論核心為:邪惡的意圖(evil intent)。按照中世紀的普通法,一個人有刑法上的可罰性須具有有意志的行為,即有過失或故意的犯意。

  英國最早成為法規的是1265年的野獸條例“wild beast test”。它是由英國首席法官布雷克頓(de Bracton)制定的一項條例,其内容是:“因為精神錯亂的人的行為類同一頭野獸,故應免于治罪。”

  但野獸條例規定得較籠統,沒有具體的操作标準,條件要求很高,必須是“足夠”的瘋狂(“sufficient”madness)。當時也不經常要求精神科醫生出庭作證,僅由家人和鄰居提供其平常引人注目的異常舉動,如在滿月時吠叫,手持點燃的蠟燭在城裡裸體奔跑,瞎鬧。隻有那類平日表現安靜退縮的病人,突因瑣事誘發過激的言行時,才會請醫生來辨别他們是否有潛隐的精神病,如有妄想。1760年,第一位醫學證人出庭作證,解釋精神病的醫學條件。⑴

  1326年,在愛德華二世統治時期制定了有關的法律條例,即因被告精神失常(madness)——後來被稱作精神錯亂(insanity)——而免除其刑事責任。⑵

  1800年發生了詹姆斯.哈德菲爾德(James Hadfield)刺殺英皇喬治三世(Georgem)案件。哈德菲爾德在參加法英的戰争中頭部受傷,患上了精神病後退役,伴有妄想的精神症狀,病态地認為上帝要毀滅全球,隻有自己以生命為代價才能拯救世界衆生。因所持的宗教信仰視自殺為道德上的犯罪,所以不能自殺。他認為向皇帝行刺肯定會被處以極刑,故找了一個機會朝皇帝身旁開槍(并不想真的打死皇帝)。英格蘭傑出的律師,後來被任命為大法官的托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緊緊抓住妄想的證據,說服了英國陪審團将妄想作為一個精神病人無罪的評定标準。這樣,詹姆斯·哈德菲爾德(James Hadfield)被判無罪,同時被判無限期地羁押。詹姆斯·哈德菲爾德(James Hadfield)案件對《1800年精神錯亂刑事法》的頒布産生了促進作用。該法允許以精神錯亂作為叛國罪、謀殺罪和重罪的辯護理由,同時規定在宣告無罪裁決後,法院必須命令将被告人嚴加看管。

  1840年一位法官請了精神科醫生來解釋為什麼外行不能認定一個人有無精神病。據考證,1871年瘋人院的管理人約翰·哈斯拉門(John Haslam)提出外行不能判斷一個人有無精神病,倡議瘋人院的管理人員和私人開業者應當為訓練有素的醫務人員來擔任,由他們來判斷一個人有無精神病。

  1876年法庭認可不論是何種精神病,隻要是無犯罪意識即可。在這期間共有529名被告以某種形式的精神狀态提出免罪的抗辯。這一抗辯的發生率每年有近4%0至8%0。

  在這116年中,以精神病作為抗辯理由的犯罪類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盜竊和其他的财産侵犯,再到暴力的人身攻擊。因原來法律對财産犯罪判得很重,價值30或超過30先令的财産犯罪要被判絞刑,所以當時這類犯罪數量巨大,以此提出精神病免罪抗辯的也多。1830年後,大多數财産罪不被判極刑,故這些人不再願意提出這一抗辯,以免無限期地失去人身自由。這樣以精神病作為抗辯理由的犯罪類型轉為殺人罪和暴力類的重罪。

  18世紀,精神病人判無罪的标準是,概括其有病就行了,隻要達到了發狂和完全混亂的狀态足矣,行為如同野獸一樣。在18世紀下半葉,醫生很難得出庭作證,即使出庭作證,作證的内容與普通人比較也無多少特色,他的證詞中沒有不同尋常的術語或深奧的詞彙。的确,如果他們用“麻木和谵妄”(insensibility and delirium)的術語,幾乎不用解釋大家就明白其内涵。與其說他們完成了證詞,不如說他們轉述了被告同事和鄰居提供的被告的怪異行為。在許多案件中,醫生就是病人的鄰居。

  随着妄想進入英國的法庭裁判中,上述格局才發生了改變。懲罰瘋的被告不再需要與想象中的“野獸形象”(wild beast imagery)保持一緻,或向法庭提供一個生動的故事來形象地說明被告古怪的似乎無法解釋的瘋狂行為。到了1836年,最常出庭作精神病方面證言的醫生Gibert McMurdo和獄醫Newgate最愛提及妄想,譽妄想為“一種極其普遍的精神病檢驗……對非健康精神的檢驗”。到了19世紀的中葉,妄想成了支持發現精神病的全部醫學内容,是證言中引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術語。而18世紀的法庭将概括性的精神錯亂作為一個采信标準,這一标準排斥了被告究竟不能認知什麼的内容,這樣法庭視有病的被告為無法選擇不出錯。19世紀的陪審團有時會碰到一個被告有精神病似是而非的情況,這時他就較難獲得無罪的寬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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