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系我們

姓名:謝宏源
手機: 13333212983
郵箱:tjlssws@163.com
證号:11301200410115870
律所:河北天捷律師事務所
地址:石家莊市裕華東路100号省軍招C座316室

您當前的位置: 石家莊刑事律師> 刑事法規> 非法行醫罪的立法完善
`

非法行醫罪的立法完善

來源:石家莊刑事律師   網址:http://caifu79143.cn/   時間:2016-09-01 17:09:29

分享到:0

  人類控制社會的手段具有多樣性,不僅有法律的,還有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等手段,而且在法律手段中,除了刑事的手段外,還有民事的、行政的手段。而刑法涉足社會生活越深、越廣,就意味着公民所擁有的權利、自由也就愈狹小,其中也就愈潛藏着更大的侵犯人權的危險。衆所周知,運用刑罰的手段控制犯罪是“以惡制惡”,正如德國刑法學家耶林所言,刑罰猶如雙刃之劍,用之不當,則國家和個人兩受其害。刑法是在法中公開承認對違法者要處以死刑、徒刑、罰金等,并以國家名義剝奪個人重大利益的法律,是一種“必要的惡”,對這種程度如此嚴重的‘必要的惡’,我們就不得不經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而且,這種對刑法的推敲必須經常持續地進行。[1]

  97刑法修訂以前,我國對于非法行醫的案件,一直通過行政手段給予行政處罰。為強化對非法行醫行為的打擊力度,1997年修訂刑法典增設了非法行醫罪。根據刑法第336條的規定,非法行醫罪是指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擅自從事醫療活動,情節嚴重的行為。那麼,将非法行醫這種行政違法行為用刑罰的手段來遏制,是否是一種“必要的惡”?鑒于刑罰雙刃劍之性質,我們有必要推敲刑法關于非法行醫罪的規定是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一、關于定罪的推敲

  非法行醫罪是行政犯罪,它以行政違法為基礎,指的是違反我國《執業醫師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達到情節嚴重的行為,但是,在将行政違法行為予以犯罪化時,應當特别注意遵循刑法最低限度幹預原則和謙抑性價值,否則,就會有刑法泛化,刑罰觸角延伸得過長,導緻“刑事法規的肥大症”之嫌。

  雖然行政違法行為的犯罪化是一個國際化的趨勢,比如美國的犯罪圈就劃得相當廣泛,我們違反治安的行為都被認為是犯罪。将非法行醫這種行政違法行為的犯罪化筆者并不反對,但關鍵在于犯罪化的時候是否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否科學合理。

  (一)從國内情況考察,有打擊面過寬和不公正之嫌

  我國刑法關于非法行醫罪的規定僅“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寥寥數字,關于“情節嚴重”的内容亦沒有詳細的解釋,在實踐中由法官酌定,如此簡略地将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劃入犯罪圈,難免人們有刑法泛化的擔心:這樣的規定是否把一些不需要刑罰來抗制就可以解決的問題納入犯罪圈?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根據就醫人是否明知行為人是非法行醫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欺騙性的非法行醫行為”。即就醫人認為行為人有醫師職業資格而行為人實際上沒有的情況,通常表現為行為人沒有執業醫師資格而在正規醫療機構或者在所謂“挂靠”在正規醫療機構的機構假冒醫師資格行醫;二是“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即被害人明知行為人沒有執業醫師資格的情況,而出于經濟的目的或者其他目的仍向非法行醫人就醫的行為。通常表現為行為人在城鄉接合部的郊區或者農村開設非法診所行醫,而前來就醫的人明知行為人沒有執業醫師資格,仍向行為人就醫。這種情況屬于一種國家已宣布為非法行為的自願交易,就像賣淫嫖娼、買賣毒品或淫穢物品一樣,其中的交易雙方都是自願進行的。

  從我國刑法的規定看,并未就上述兩種情況加以區别,它們都被籠統地劃入犯罪圈。将第一種情況犯罪化是無可非議的,因為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了衛生管理秩序,而且對周圍人身具有潛在的威脅,問題是第二種情況是否應當與第一種情況不加區别地予以犯罪化?

  我們需要考察我國的實際情況。從我國的公共衛生現狀來看,我國的每千人口醫生數早在2000年就已達到2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在醫療資源并不匮乏的情況下,為什麼還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行醫自願交易現象,一些人為何不到正規的醫療機構去就診,而是到明知行為人沒有行醫資格的“黑診所”就醫?正規醫療機構醫療費用的高昂[3]、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4]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在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當中,被害人明知行為人沒有執業醫師資格,而出于經濟的或便利的等目的向之求醫,這種非法行醫行為雖然違反了行政規定,但是否達到非要刑法調整不可的地步呢?

  以非法接生案件為例,我們選取2004年媒體上報道的三起自願交易的非法接生案例來考察,案中的被害人明知被告人沒有醫師執業資格而請求被告人進行接生,其中有2名被告人因被害人死亡而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5],1名被告人因給被害人身體造成嚴重損害而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6]。在這三起案例中,被害孕婦的家屬都是明知被告人不具有行醫資格,而請求被告人到被害人家中接生。這種雙方自願交易的非法接生行為,是否需要動用3年乃至10年的有期徒刑來抗制?根據相關報道,僅2002年廣州流動人口婦女分娩數就達3.5萬人,不少孕産婦為省錢而到私人診所找遊醫接生,而在這種非法接生場所的死亡率高達50%左右,[7]而且,根據我國取締黑診所的相關報道,這些黑診所條件之簡陋、衛生狀況之差,足以使人們懷疑它們是否有醫療資格證和醫師執業證,大多數到這些地方的就醫人明知它們是黑診所,甚至衛生主管部門查處、清理這些黑診所時,還遭到周邊群衆和在場就醫人的反對[8]。如果這些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都用刑法來抗制,則刑罰圍堵這種犯罪的力量和效用又有多少呢?

  據國家衛生部的統計,全國有45%以上的人應就診而未就診[9],國家衛生部沒有統計這些人是怎麼解決病痛的,我們不可否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選擇到黑診所問診,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行醫自願交易現象。非法行醫的自願交易行為,不同于國家宣布為非法的其他自願交易行為,如賣淫嫖娼、買賣毒品或淫穢物品等,在後一類型的自願交易行為中,買方往往是出于一種道德上堕落的動機,有必要通過刑罰來遏制賣方的行為,因為,完全杜絕如賣淫嫖娼等這類自願交易行為中的賣方行為,它有利于社會空氣的淨化,有利于保護買方的身心健康,而不會給買方的生活帶來什麼不利影響。但非法行醫的自願交易行為與其他自願交易的非法行為之根本不同,在于非法行醫中的買方所購之物是人們維護基本的健康和生命所必須的,假如國家通過嚴刑重典完全杜絕掉非法行醫自願交易行為中的賣方行為,而同時又不能提供買方能夠承受的醫療服務,那麼這些貧窮的買方将如何解決醫療這一關系其健康和生命的問題?在國家提供這些貧窮的買方能夠承受的醫療服務之前,完全禁止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賣方行為就不具有合理性。

  因此,我們有理由對被害人明知行為人沒有行醫資格而向之求醫的非法行醫行為是否有必要用刑罰來抗制産生懷疑。退一步說,即使對于這種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有必要用刑罰來抗制,那麼,将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與具有欺騙性的非法行醫行為不加區别地予以犯罪化,在實踐中不免有導緻罪責刑不相适應之不公現象。很明顯,第二種情況中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較第一種情況要重。但由于立法未将這兩種情況予以區别,導緻司法實踐中出現一些罪責刑不相适應的現象,以下述兩個案例為例。

  案例1[10]:被害人的父母燒香時路遇“高人”,按其指點找到“中醫世家”李某(沒有醫師執業證、營業執照)開辦的診所,為被害人治療癫痫,李某在用五條棉被包裹進行“發汗治療”後,被害人因呼吸衰竭死亡。2003年10月12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行醫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處罰金2萬元,但在該案的民事賠償審理上,法院認為,被害人的父母沒有選擇正規醫院就診,對被害人的死亡有一定過錯,應承擔20%的責任。

  案例2[11]:2003年11月12日,被害人孫某看到報刊的廣告後,到某醫院門診部分診部做無痛人流手術。行為人賈某,既不具備執業醫師資格,也未經有關部門批準,擅自以某醫院門診部分診部的名義挂牌進行非法醫療活動。因醫療措施不當,結果導緻被害人孫某死亡。2004年9月6日,法院以非法行醫罪,判處賈某有期徒刑11年,并處罰金1萬元。

  案例1屬于就醫人明知行為人沒有醫師執業資格而向其求醫的情況,案例2則屬于行為人假冒醫師,使被害人認為其有醫師執業資格的情況,很明顯,案例2中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都比案例1的要嚴重,但是,他們卻被判處同樣的11年有期徒刑。當然,我們并不認為這是司法部門的裁決錯誤,問題在于立法的規定。我國刑法第336條規定,“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種将上述兩種情況不加區别的立法規定,緻使司法部門在實踐中很難突破其内容,将自願交易的非法行醫行為予以從輕處罰。

  因此,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非法行醫罪的規定有打擊面過寬和不公正之嫌。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和我國澳門地區的相關規定,它們将非法行醫行為限定為前述“欺騙性的非法行醫行為”。我們在考察國内的情況後,再與國外的規定作一比較。

  (二)從與國外的橫向比較看,我國的規定比較不明确

  從與其他國家的有關規定進行橫向比較來看,我國的規定比較不明确,這違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一些國家或地區在将非法行醫的違法行為予以犯罪化時都有明确的

電話聯系

  • 13333212983